据《中国妇女》2004年第四期报道：2003年1月30日晚上，在宁波打工的四川姑陶李梅被一违章的小客车撞死，小客车司机陈雄随即被羁押。2月24日，陈雄所在的村支部书记周某愿意作为保证人为陈提供担保，交警遂为陈办理了取保候审将其释放。然而，今年4月15日，正当检察机关将此案提起公诉时，陈雄却突然逃跑了，案子便由检察机关退回公安局挂起来，陶李梅家属的民事赔偿更是无从着落，保证人周某也因为陈的逃跑不能查明负何种责任。
取保候审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种非羁押性的强制措施，受到学者们的亲睐，因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毕竟不能等同于罪犯，取保候审的运用能减少羁押、保障人权，缓解看守所压力。但在司法实践中，如同陈雄案中由于取保候审的运用又带来了不少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首先，对于逃跑的被取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说，不会有任何刑事上不利后果。根据《刑事诉讼法》和有关的司法解释的规定，采取财保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逃跑，执行机关可以没收其保证金；采取人保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逃跑被取保候审人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保证人未及时报告的，执行机关可以对保证人处以罚款。但在是否负刑事责任上，却没有任何规定。导致被取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跑可以随心所意，其往往利用“严打”等时期的政策优惠前来投案，羸得宽大处理。漏洞更大的还在于一个被公安机关费尽精力拘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取保后逃跑，如果其再主动投案，可以以“自首”论，从而“减轻、从轻处罚”，真是“做了坏事还卖乖”。反观那些被关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逃跑是要以脱逃罪论处。
取保候审面临的困境还在于，如果被取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跑，对于被害人救济不力。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措施无须征求被害人的意见，也无须以为被害人的民事赔偿担保为前提。被取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旦逃跑，被害人是束手无策，刑事诉讼搁浅，民事赔偿也遥遥无期。并且，无论是在财保没收其的保证金还是在人保中处以的罚款，都是上缴国库，并不首先用来赔偿被害人。
可以说，当前取保候审的面临的诸多问题，造成了诉论资源的浪费，影响了诉讼效率，也给被害人权利的保护增添了不少的难题。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取保候审面临的困境，侦查机关面对着及时结案和被害人责难，能关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尽量关押，影响到取保候审这一非羁押性的强制措施的有效运用，从而羁押性强制措施大行其是，超期羁押也难以有效杜绝。
陈雄案给我们的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重新审视取保候审的困境提供了契机，如何有效地运用取保候审这一强制措施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难题。笔者认为，首先，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请取保候审，司法机关要征求被害人的意见，使用财保形式的取保候审，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要提供担保，使用人保形式的取保候审，保证人必须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承担连带责任，在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不到位的情形下，司法机关没收的保证金或处以的罚款必须首先用于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其次，被取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跑的，在刑事上要承担不利后果，如在立法上扩大脱逃罪的主体，将被取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纳入其中，但相对被关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跑的可处更轻的刑罚。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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